之后，各国亦有学者和机构不断提出新的公共卫生理念，1988 年美国医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Medicine）在其一份报告《公共卫生的未来》中将公共卫生高度概括为社会为保障公众健康的各种条件而采取的集体行为，并指出这些目标的实现依赖于对持续的以及突发的公共健康威胁进行有效的应对，这一概念也被写入美国 2003 年 9 月出台的《美国州公共卫生示范法》中。
其中最难确定的，就是哪些行政行为应该归于与特别生效要件相对应的行政许可之列。相关介绍参见王琦：《德国法上意思表示和法律行为理论的新发展——兼论对中国民法总则立法的启示》，载《清华法学》2016年第6期。
[55]需要注意的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宅基地使用权抵押的放开虽亦属登记客体的扩张，但如果不授权试点，则会与《民法典》相冲突。若违反行为规范为或不为特定行为，必然遭致公法上的不利益评价，但却未必会发生私法上无效的法律效果。也就是说，这些程序管制虽然在功能上属于第三层次的私法秩序与整体法秩序的调和，但在法技术上却用了第二层次的可补正。需要注意的是，严格来说，设权登记并不仅限于登记生效物权变动的情形，登记对抗而生的物权变动亦属此列。不过，无论是莱嫩还是苏永钦的三分法均未将国家强制的类型阐释清楚，比如苏永钦的分类里就未考虑不动产登记、婚姻登记，而在围绕特别生效要件或有效要件的讨论中，二者均混杂了自治与强制两个层面的考量。
不过，由于我国与比较法上不限规范位阶的通常规定不同，自《合同法》以来就将强制性规范的位阶限定于法律与行政法规，因此此种讨论并未见于我国学界。更进一步，从公权力对法律行为作用的整个体系切入，在多元多变的现代社会，行政的作用其实早已经无远弗届，法律与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范也可能多由行政行为而具体化。[2]陈鹏：界定行政处罚行为的功能性考量路径，《法学研究》2015年第2期，第99页。
第三，区分责令停产停业与责令限期改正。（三）暂扣许可证件、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这是因为，报应性是以牙还牙，是一种为痛苦而信奉痛苦的理论，是一种回索（payback）。[12]胡建淼，见前注[3]，第70页。
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二）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水污染物的…… [62]参见邓海峰：环境容量的准物权化及其权利构成，《中国法学》2005年第5期，第59-66页。[48]《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2002年）第2条：公民享有依法生育的权利，同时应当依法履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其生育行为应当符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规定。
参见陈有文、何玉凤不服县计生局行政处罚案，陕西省石泉县人民法院（2003）石行初字第09号行政判决书。旧法缺乏概念条款导致的另一问题是，一些新型制裁手段无法获得旧法认可，如违法事实公布黑名单等等。本文中，我们将其概括为不利益性，其应被作为行政处罚的第一要素。他们认为，无论在道德层面，还是法律层面，生育都不应被认定为是违法行为。
[8]如吉林省人民政府《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第22条：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城市居民，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市、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警告，追回其冒领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款物。[25]即使就扣留机动车驾驶证是否为行政处罚而言，现有理论也争议较大。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之所以在社会抚养费的性质认定上举棋不定，便是由上述冲突所致。实践中，不被认定为行政处罚，正是地方政府喜闻乐见的，因为这意味着这些新型制裁手段无需接受旧法严格的实体和程序约束，可以随心所欲地施加。
杨解君：《秩序·权力与法律控制——行政处罚法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9页。但是，现代社会所说的报应已经不再是私人之间的复仇权利，而是国家根据一套合法正当的规则交由某一个国家机构开展的活动。
譬如，以征收社会抚养费为例，在确认其符合不利益性第一要素以后，似乎也符合违法性的第二要素。但以不利益性加以解释，却可得出相反结论，因为违法所得只是一种利益，是一种好处和需要。
[59] 类似地，在征收排污费的性质认定上，形式违法性也无法提供准确答案。责令停产停业更为强硬，是要对既往违法行为施加打击和惩罚，属于罚的范畴，是一种十分明显的报应立场。第二，实质不法与法律漏洞的冲突。因此，没收违法所得尽管不符合制裁性，但却是符合不利益性的。生育权是一项基本人权，是法律赋予公民生育子女的权利，属于人民自由权的范畴。构成要件该当性是一种事实评价，基本任务就是把违法行为、违法结果、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与行政处罚性法律规范进行比对。
[58]石华诉崔新峰生育权纠纷案，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南民终字第548号行政判决书。（二）违法性要素的补充及其判断方法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不利益性或制裁性的有无，而是其他更为本质的区分标准，否则不利益性非但无法坐稳第一要素的席位，反而会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60]《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16条：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单位，应当采取措施进行治理，并按照国家规定缴纳超标准排污费。[11]如曹晖诉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行政处罚案，南京市铁路运输法院（2017）苏8602行初1636号行政裁定书。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9-12条规定，我国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设定，被开放性地授予从法律到规章的多个立法主体上。[20]权利与利益之间是评价与被评价的关系。
[63]参见熊樟林：行政处罚上空白要件及其补充规则，《法学研究》2012年第6期，第68页。[82]参见熊樟林：行政处罚的目的，《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第46-47页。报应性是行政处罚的第三要素。[31]参见冯军，见前注[28]，第120页。
[42] 对于上述问题，学者们曾试图运用制裁性予以回应，认为行政强制措施没有制裁性，只是一种保障行为，[43]但是行政处罚关心的是制裁性。[6]如中国人民银行1990年《跨地区证券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第10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有权对违反本办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的证券交易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给予下列处罚：一、通报批评……。
[37]关于违法行为和报应性的具体介绍，请参见下文。陆坚、傅刚：行政处罚的界定及其意义，《行政与法》1997年第3期，第36-37页。
章剑生：《现代行政法基本理论》，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361页。行政权往往更为主动，扩张性更强，异化可能更大。
[94]因此，在刑罚上添加预防论，可能带来的权力危害要远远小于行政处罚。第二，只有面向过去已经发生的违法行为实施的不利益措施，才是行政处罚，对将要发生的违法行为施加的预防手段，不是行政处罚。根据这一规定，责令限期改正不是行政处罚。但责令限期改正却由第27条规定，不是行政处罚，只是一种教育整改措施。
[94]（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峰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1页。其二，就人身权而言，没有临时和长期之分。
可见，在形式违法性判断下，征收排污费既有可能是行政处罚，也有可能不是，我们需要借助实质违法性判断工具。[84]（美）迈克尔·D.贝勒斯：《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0页。
典型如批评教育[8]和通报批评。与行政处罚类似，行政强制也会产生同样的心理和精神效果，[38]也具有不利益性，但为什么在传统行政法学上，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处罚的定性却迥异呢？更为具体的实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5条中规定的强制醒酒是否为行政处罚？对此争议不断。